摘要：程颐也非常重视易理，而非训诂，他说过：滞心于章句之末，则无所用也。 ...
六曰安天，是晋时虞喜所论。
《庄子》之理，是表现事物的内在本性或本身秩序的观念，是万物之根据和当然。帛书作者欲进一步追究理之所然与所以然，《经法·名理》篇提出：审察名理终始，是谓究理。
故此，荀子主张的知统类，是要发现礼义制度中的共理，即礼义法制所共有或共同所依之理。虽然道是无所不由、无所不在的最高本体，但还是需要一个更具规律性、规范性的概念来赴此思想之会。在荀子这里，政治理性的形成要通过认识事物之理，而使其内在化为人之理性的、逻辑的心灵。（韦政通，第21页）荀子言：类不悖，虽久同理，故乡乎邪曲而不迷，观乎杂物而不惑。（《十大经·成法》）作为一之道流行、存在于天地之间。
1.期文理：礼乐制度所蕴之理的寻求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，正理平治也。由于理是事物本身内在之理，那么要求事物依理而行（或依法而行），便是其当然，而非强制。既然蕴含先天治道的先天学乃是心所主宰，所以欲明先天治道在于养心，而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人心，同时心为太极，又曰道为太极，人心（圣人之心）与天道具有形而上的一致性，所谓养心其实就是涵养人心。
所谓的程颐未尝一字及数，表明他们在于宇宙本原的探讨上，程颐不赞同邵雍的数本论，认为其学犹空中楼阁。数立则象生，象生则言著彰，言著彰则意显。邵雍以太极为一，一通过变化乃生出了象，象生八卦，由八卦而生天地万物，八卦相错，然后万物生焉,合之斯为一，衍之斯为万。故曰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故易六位而成章也。
无论是邵雍皇极经世所言的数学体系，还是程颐理学思想体系，目的都是为了证明现实社会存在与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，既不是佛教讲的空幻，也不是道家讲的虚无。这些都表明了邵雍希望通过数学的演算来探究阴阳消长之理，以解释历史上皇王霸伯的治乱兴衰，通过揭示天地万物之理与大中至正之道，建立起融自然和人类社会于一体的哲学体系，从而实现儒家经世致用的目的。
若以言理，则日用常行，无往非易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。在思维方式上，程颐不似邵雍所注重的道家、老庄的思路，而更多地受到儒家思孟学派的影响。程颐以理来解释宇宙现象界，这和邵雍重视数的思路是一致的。一的本性是不动，动则生二，其变化则神妙莫测。
就象与数而言，邵雍尤其注重对数的强调，这和仁宗时期图书学派的重要代表刘牧重视数具有前后一脉相承性。程颢称赞邵雍之学为内圣外王之道，尹焞也认为，康节本是经世之学，今人但知其明易数，知未来事，却小了他学问，黄宗羲指出：《皇极》包罗甚富，百家之学无不可资以为用，而其要领在推数之无穷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反对邵雍所言的数、象、辞具有依次生成的关系，而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乃是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。又说：先天之学，心也。
既赞易道，黜《八索》，则《易》之道可以无过谬。不同的只是在易学解释的原则与理学建构的方式方法上，两人有分歧。
干宝说：伏羲之易小成，先天也。邵雍通过先天易学的象数图式，从一（道、太极、一气）到万（天地万物），把整个宇宙万物的生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统摄进去，这对于易学来说，无疑是个重要发展。
这样一来，邵雍和当时象数易学名家刘牧、周敦颐等，借助象数易学为宋明理学建构了新的宇宙观，而程颐则将四书孔孟之道，贯注到易理之中，把理作为世界与人生、宇宙观与伦理观相结合的枢纽，从而全面论述了自然宇宙观、人伦道德、社会政治，完成了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更新，建构了基本的理学框架，从而使儒学更具思辨性和系统性，成为社会人生的指导思想，为南宋朱熹完善理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和致思方式。在邵雍那里，心、道与太极虽名目不同，但都具有形而上的本源意义，这对后来陆王心学也是个重要的启示。所以他独辟蹊径，把精力放在先天图式的建构和阐释上，试图建立先天易学，以探讨其所谓的易道。邵雍之学是汉代象数易学发展的新阶段，其学说宗旨务穷造化，所以在重视人伦道德的理学家看来自然就不切于民用，这一点程颐明言：儒者只合言人事，不得言有数，直到不得已处，然后归之于命可也。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，则其所论固当以文王之易为主，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由，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，只从中半说起，不识向上根原矣。由于邵雍的先天之学探讨的是易之道，即宇宙万物生成的根源问题，所以他把先天看成是体，后天为其用，所以先天之学为其易学的根本和核心。
邵雍易学的基本原则之一，就是在陈抟、李之才等人象数学的基础上，以乾、坤、坎、离为四正卦，由此推衍出一套图式，并由此阐发易理，成为他注重象数易学的重要特征。故图皆自中起，万化万事生乎心也。
周敦颐以太极为中心的宇宙化生论将儒家伦理纳入其化生体系中，并将诚这一道德性范畴作为天人沟通的中介。后天之学是在伏羲先天易的基础上推衍而成的。
结语 邵雍、程颐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，两个人都借助易学来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。邵、程两人交游论学甚密，但彼此却和而不同，邵雍重数、程颐重理，并形成了以此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。
可以说，邵雍先天学所构建的是以心为宇宙本源的心学体系，这样一来，邵雍易学就在宇宙化生和人文道德之间建立起了联系，并突出强调了人心的作用，《观物外篇》中所谓：人居天地之中，心居人之中。他突出人君与人臣的道德修为在历史兴衰中的作用。从理的角度看，其理是用数表达的‘理，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之理，而不同于程朱理学的‘理本论。如伏羲画八卦，哪里有许多文字言语？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，乾有乾之象而已。
另一方面，程颐认为《周易》卦爻辞也是通过特定的喻象来说明易理，故读易者可以由辞以观象，这种观点，展示了程颐解易理路：主张立足于《周易》的辞（卦爻辞），注重从卦爻辞的喻示中观览其象、领悟其理，从而把握理与象的体用之旨，彻底融会贯通《周易》义理的内在意蕴。他们反对佛学主要集中在宇宙观和心性道德两个方面。
这种看法不仅将易学法则归结为心的产物，而且把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看成心的产物。只是不过真正将理视为宇宙本体、哲学最高范畴乃始于二程兄弟。
这种历史观，强调规律的客观性而忽略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，体现了消极的人生态度。邵雍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先天易学中，由于他注重数理逻辑，所以他的治学思路一改秦汉以来学者通过注解《周易》经传来建构理论体系的传统作法，只是根据其所构思的先天图式伏羲六十四卦图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系统，而他的易学重心便是为了探讨儒学道德学说所需要的宇宙本体论，以取代王弼易学所言的以无为本的宇宙本体论。
并将仁义、性善视为人所固有的本质属性，由此也直接为儒家伦理道德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，实现了儒家心性道德学说的更新。刚交于柔、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，于是八卦成矣。对于易学，他说：知易者，不必引用讲解，始为知易。象、数则筌蹄也，言、意则鱼兔也。
伏羲之易，初无文字，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，而天地万物之理、阴阳终始之变具焉。程颐认为邵雍将数作为天地万物的起源，一切皆可以由数推出，虽自诩万物由我，没有不可把握的事物和局面。
而邵雍合一衍万的宇宙生成论，则是对《系辞上》关于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。如朱熹认为八卦次序图，就是邵雍传的先天之学，并称这是伏羲之《易》。
他将图数学和理学进行了结合，形成数理合一的理论模式，由此直接奠定了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。作为数学派的邵雍，以道家、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为理论基础，以易学的数、象为形式，说明宇宙生成和构成，但是并没有圆满地解决宇宙和社会人生相统一的问题，而偏重宇宙观，难免流于术数之咎。
